编者按

　　该文原载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民主》杂志2018年第二期，由原温州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民进人士叶坪先生提供。本报特予转载，以深切怀念余之介乡贤。

　　文/李长青

　　知道余之介这个人是2010年的事，因这一年是民进北京市委会成立60周年，当时策划编写一部民进北京市委会的会史，名为《民进一程路》。了解余先生曾担任过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后余之介先生的儿子余三乐老师来市委会查找父亲的有关资料，2017年5月又拿到《余之介文集》，这时，“余之介”才真正进入我的视野。拜读《余之介文集》和余三乐老师的《零珠片玉忆先人》后，心中除了崇敬外，更增添了几分感慨——要用怎样的笔、怎样的法才能涵盖偶然与必然的全部变数写出一个简简单单的“缘”字？

　　余之介先生1907年生于浙江温州洞头县，纵观他的一生，有7个重要节点：

　　一是1923年，16岁的余之介考入浙江国立第十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十师”，该校后并入浙江第十中学，如今为浙江温州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革命书籍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恰巧文学家朱自清任国文教师，少年余之介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黄幻中撰写的《温中教学漫忆》中谈到余之介回忆朱自清上课的片段，说朱先生的“课堂气氛轻松愉快，如坐春风；他的普通话流畅自然、娓娓动听；朱先生批改作业的评语一针见血，恰到好处”。

　　二是1926年，在十师三年级时,大革命风潮波及瓯江之畔的温州，余之介在任职当地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共产党员蔡雄的影响下，加入温州学生界救国会，在当地发起农民协会。1927年4月遭到国民党“清党”通缉，遂隐姓埋名在江浙一带任教。

　　三是1938年，余之介由钟民、朱泽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环境恶化，余之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江西、桂林、重庆等地，虽未接上组织关系仍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

　　四是1945年，余之介与党组织恢复联系，回到上海后他协助马叙伦先生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的策划与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余之介在民进第二届理事会上被选为候补理事。

　　五是1950年，余之介到教育部继续协助马叙伦先生工作。9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分会成立，余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同年底兼任《人民教育》月刊编辑。

　　六是1957年，北京民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第四届委员会(之前称为理事会)，余先生被选为副主委。同年底，上级将他从教育部调到民进北京市委会机关驻会工作。

　　七是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派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派工作百废待兴；同年2月成立民进北京市委会临时领导小组，余先生为七位领导成员之一，为恢复和开展党派工作作了最后的贡献。

　　余之介先生是位教育家。他从22岁担任浙江省瑞安县一小校长起，就站在了教书育人的第一线。直到1949年，他曾任教和工作过的学校有浙江嘉善县一小、南京东区实验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实小、上海工部局中和小学、江西省立幼师、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私立培成女中、上海麦伦中学。他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门徒”，在教育思考与教育实践中，他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1946—1947年，余之介先生兼任《文汇报》的《教育阵地》主编，期间撰写了大量教育文章。

　　余之介先生是位民进出版界前辈。二十世纪30年代初，余之介进入上海大东书局担任编辑。这个时期，他参与编辑出版了许多书籍，现在市面上仍有余先生编辑的民国书籍流通，如《民间文学丛书——小毛头》，1934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校对人是余之介。他还参与了陈鹤琴、陈选善主编的小学及初中系列教材《中国历史故事》的编辑工作。这套丛书由40部小册子组成，上溯黄帝灭蚩尤，下至“中华民国”成立，概括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余之介担任《中国的大圣人——孔子》《唐太宗发扬国威》和《黑龙江》三册单行本的编辑(1939年至1943年由世界书局和民众书局相继出版)。其中《黑龙江》这本教材，开篇引录《松花江上》悲壮的歌词，书内印有详细的东三省版图并细数白山黑水的大好河山，激发了广大儿童和青少年反抗侵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情怀。

　　余之介先生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风雨飘摇的社会背景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他与广大爱国进步人士一道为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抗战期间，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其中的组织部(部长为中共党员钱俊瑞)负责教育团体联络工作。他还加盟“生活教育社”“新文学研究会”“中国语文学会”等团体，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建发展“上海市小学界同人进修会”，开展抗日民族救亡运动。1945年，他作为马叙伦先生的助手协助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对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正是余先生在文化、教育、出版和社会活动方面的才华，他参与和见证了我国多项“第一”：

　　见证我国第一次“手头字”的推行。20世纪30年代我国还没有简化字的概念，许多学者发现常用字手写体(俗体字)简洁明快。1935年2月由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郑振铎等200人和15家杂志社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作为第一期推行的字汇，余之介先生是联名者之一。

　　参与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立。1940年10月1日，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学，这是我国学前教育史上的大事，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从课程到教材都有了独到的探索。余之介参与了学校的创建，与陈鹤琴的学生、助手们一道从南京、上海、福建等地来到泰和助力学校建设。

　　参与新中国第一部“高等学校课程草案”的编制。1950年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导制定的第一部科类比较齐备、全国统一执行的课程标准。就课程草案的内容而言，这份草案字里行间体现出新政权关于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实行适当的专门化和保证教学的计划性等。编制这份草案的专家有上百人，余之介先生在“文学院”专家组榜上有名，而这项工程的责任人就是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

　　担任民进北京市委会史上第一位驻会专职副主委。民进北京市委会陈萃芳前辈在《怀念民进北京市委会第一位专职副主任委员余之介同志》一文中介绍，1950年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分会，余先生任常务理事。 1957年，余先生任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就在这一年，由于民进北京市委会的工作需要，经过多方争取，决定把余之介同志调来民进北京市委会机关担任第一位驻会的专职副主任委员。从此以后，民进的市委会委员、基层干部和机关里的干部们都开始称余之介同志为余老”。

　　拜读《余之介文集》和其他回忆文章，还可领略余先生更加多彩的人生。

　　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好战友。古文字学家郭若愚先生在《民进上海市委成立五十周年忆余之介先生》中谈到，余先生曾帮他引荐郭沫若先生以及余之介热情帮他找工作的往事。陈鹤琴先生的儿子陈一心在《黎明前的近卫军》中回忆了余之介先生为保护进步学生与反动警察机智斗争的感人事迹。孙宋在硕士论文《中国现代小学教育的探索者——赵廷为》中提及赵廷为曾托友人余之介为自己在私立学校找工作，后来余之介先生还推荐赵廷为去江西幼师任教。

　　余先生还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他送给妻子吴锦璋的诗句“你是我生命意义的马达，我是你幸福创造的锤链”，让人触碰到一颗情感充溢柔谐纯粹的男儿心；他送给儿子余三乐的诗句“陪你一道去理发，陪你一道去拍照，陪你一道逛大街，陪你一道向公园跑”无不渗透着慈父永恒的挚爱。昔人已去，精神永存。请让我把敬意写在风上，让它抵达幽幽的过去，让它飞越长江，吹向南国，吹向远方。